浅谈中国音乐之“南北”
  •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李岚华
  • 发布时间:20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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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民族音乐古往今来无论是风格还是形态一直都呈现着南北各异的基本格局,构成了被学术界称作南北属区的两大板块。

我国民族音乐南北各有特征的局面,早在周代就已存在。《左传·襄公九年》记录音乐家师旷说过的话中就有“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之语,表明他既能歌北方之曲又能唱南方之音的卓越音乐才能。《诗经·小雅·钟鼓》中的“以雅以南”,其中“雅”指的就是中原地区的“北音”,“南”则是指“南音”。秦汉以降,盛行的楚声则是泛指南方音乐。自南北朝到隋唐五代,随着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中国民族音乐不断获得大量新鲜元素的补充,但同时也使南北分野愈加鲜明。“晋之东,其辞丽,递变而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毡裘。”明人胡翰在其《胡仲子集》卷四《古乐府诗类编序》中的这段文字,就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到了宋金时期,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促使南北音乐走上了各自文人化和宫廷化的道路,逐步形成了体系化和高雅化了的南音和北曲。尽管北曲后来挟蒙古铁骑之威势横扫南方,但南曲不仅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进入南方的北曲也很快就变成了“南腔北曲”,并且使得固守原汁原味北曲雅音的士大夫们痛彻心扉。明清以来,描写南北音乐特征对比的文字十分丰富,而随着近现代留声、录音技术的出现,人们更得以亲身体验和感知南北音乐各自的特征了。

南北音乐的不同,首先反映在文化精神层面的音乐风格上,然后是实现风格的音乐形态的不同。就音乐风格而言,南方音乐总体说来清新优雅、细致活泼,富于一种温婉流畅的曲折意味。而北方音乐则刚健有力、憨直幽默,俨然一种雄浑酣畅的宽广格局。“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明代文坛领袖人物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的这句表述,大体说出了古今南北音乐各自的风格。风格不同引致音乐形态迥异。南方音乐多为五音调式,旋律音程级进居多,通常都以大二度或小三度循环或迂回渐进,旋律线多呈波纹形和坡度较缓的峰、凹形;歌唱旋律字少腔多,唱词各字间多有华彩装饰;曲调或曲词多板起板落,形成顶板腔式。在南方广阔的地域上,西至四川灯戏,东至赣中采茶戏,南至云南花灯,都表现出这些共性特征。北方音乐则多为七音调式,旋律音程跳进居多,一般都以四度或更大的度数跳跃行进,旋律线多呈大幅波动或陡峭的峰、凹形;歌唱旋律字多腔少,唱词各字间较少装饰;曲调或曲词多眼起板落,形成漏板腔式。北方的山西八大套、十番锣鼓以及各种梆子腔、鼓词说唱普遍都具有这些特色。南北方音乐的特征差异,无论是在戏曲、说唱还是在民歌、器乐等各种音乐形式上都有着充分体现。

那么,南北格局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大体说来,音乐特征的形成是与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地域差异是人文差异的基础。南北音乐差异的基本原因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原生文化、语言特征和社会形态等因素。第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包括山脉、水系、地形等地理环境、动植物生态环境以及气候环境。南方山清水秀、草木繁茂、气候温暖湿润,与北方的高山大川、平原荒漠以及冷暖分明且又干燥的气候形成鲜明对比,也由此为南北方的文化形态及音乐风格铺陈出了各自的基础条件。第二,原生文化。原生的地域文化是人们在特定自然环境下从事劳动和生活的过程中长期积淀、提炼和升华形成的。生活方式、民风习俗、人文特征也都属于原生文化的范畴。音乐作为人们宣泄情感和抒发感情的重要途径,其风格与形态自然是生成于当地特定的文化土壤,并反过来成为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三,语言特征。言谈话语的方式、吐字发音的特点都直接影响歌曲的旋律和歌唱形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越、湘、闽、粤等许多南方方言保留了中国古汉语中的入声字。不少方言中的平、上、去、入四声还各分阴阳。而北方方言的声调则如元朝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所概括的仅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声。显而易见,需要与八种声调相贴合的南方旋律自然不同于仅需配合四声的北方旋律。第四,社会形态。包括社会制度、行政区划、等级划分、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因素,也为音乐风格和形态的形成带来制约性的影响。

虽然中国汉民族音乐从古至今一直都呈现出南北两大板块的基本格局,但这绝对不是说南方音乐和北方音乐始终保持一成不变。恰恰相反,中国音乐两千五百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更新、变异、演进和发展,甚至常常会发生“脱胎换骨”的重大变革。不同地域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战争或社会动荡造成的大规模迁徙、社会内部文化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取向的转移等因素,都直接改变着音乐。可以说中国民族音乐一直是动态地发展着的,而改变的驱动力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社会内部意识形态、文化精神取向以及价值取向的改变造成音乐的改变。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对“礼崩乐坏”痛心疾首,而所谓的“乐坏”不过是伴随周礼的荒废而导致音乐原本“应有”的仪式和庄严的丧失。随着儒学在两汉交替之际取得统治地位,从秦代即设立到西汉显辉煌的乐府音乐即被废止。而进入魏晋时代儒学意识形态再度崩溃,代之以混合了道与佛思想的玄学,西汉乐府的相和大曲、但曲等再度兴起并有了新的发展。

第二,南北音乐因相互之间的交流、渗透、借鉴和融合而得到丰富和发展。西晋时期,战乱造成中原汉人大举南迁,而这却无意中促成了一次南北音乐的大交流:北方的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越曲进行融合;到了北魏时,完成了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再度回到北方,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明代嘉隆年间,昆山魏良辅与其女婿张野塘创造出了北曲昆唱之法,并使之纳入业已成形的昆山水磨腔体系,又将北方乐器三弦改造为适合南方音乐的“弦子”,也就是现在所称的“曲弦”,终于成就出被誉为中国百戏之祖的昆曲,这真是南北音乐相互借鉴和交融的绝好范例。

第三,汉民族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为中国音乐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自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各民族的歌曲音乐即开始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地区。南北朝时期,前秦大将吕光将灿烂瑰丽的龟兹乐舞带到中原,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并且为后来的隋唐燕乐奠定了基础。至于琵琶、唢呐、笛子、胡琴等乐器更是早已成为中国民乐队中理所当然的成员了。

第四,伴随近现代西风东渐大潮而来的西洋音乐,造成了有史以来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强烈的一次冲击。时至今日,我国民族音乐无论在理论建设与方法论,还是具体在乐队形制、演唱发声方法、乐器改造等诸多方面都深深地受到重大影响。

如前所述,中国南北两大音乐属区长期共处,并不断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中完善自身;中国汉民族音乐从未间断从周边民族那里吸收、引进新鲜的元素,使自身得以丰富;中国音乐系统地“拿来”了西方的音乐体系而后又愈来愈频繁地走向世界。这一切不正是从音乐的角度上诠释了各种文化间相互沟通、借鉴,以实现共存和发展的大格局吗?!

(作者单位:甘肃河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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